一种是以具体实施办法未制定为由确认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
也是刑罚的执行机关之一，担负着对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监督和考察职责。这就要求在侦查阶段要切实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侦查机关应当按照裁判的标准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确保侦查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2008年，公安部在 三项建设中正式提及执法规范化建设。日本学者井户田侃认为，刑事诉讼构造存在于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之中，是诉讼主体为达诉讼目的而以之为基础进行诉讼的诉讼法律关系。错案倒追机制的核心在于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关键在于正确区分故意责任、过失责任和无过错责任。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不仅要做到严格、规范、公正还要做到理性、平和与文明。作者：卞建林，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意见》出台后，侦查主体取证工作的责任意识显著加强，侦查人员收集、固定证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1982年《宪法》第135条再次确认了此项原则，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viii] ［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第三种最为严格：不仅是决定的内容，将之导出的思考过程本身也必须受法律拘束。[lxviii] 值得注意的是，科赫一方面以导入价值判断（某种普遍的公权力观念）的方式，在语义学分析的尽头证立了判断余地，另一方面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语义空间内，有且只有目的论解释（teleologische Auslegung）可以确保制定法的拘束。即，不确定法律概念在临界案件中并无唯一正确答案，而在非临界案件中可得唯一正确答案。[lvii] BVerwGE39,S.197ff. [lviii]参见前引[55]，Koch书，第20页。
但若只具有语义效力，道义语句还不能转变为现实的规范这一观点早已隐含在凯尔森的框架理论之中，[xxxix]只不过他晚年客居美国，开始向经验主义倾斜——将规范定义为意志行为，将规范的实定妥当性的基础置于被授权的规范定立者的经验性意志行为。[lviii] 科赫认为，既然预测可以公式化为概率，那么产生对青少年有害的效果的适用基准就是可以提示的：第一,阅读了某书刊的青少年100人中只有1人会在道德上不健康成长的，不适用该概念。
关于价值概念，科赫以不可靠为例加以说明。换言之，为满足市民的知情权而认可对刑事案件的新闻报道，必然会对罪犯人格领域造成侵害，被报道人须忍受在此限度内的不利。理由是，将特定事实涵摄于这些概念需要使用一系列复杂的推论，只有行政机关才能胜任。例如，如果法律规定营业申请人不可靠的，可以不予许可，那么在判断特定营业申请人有盗窃前科是否构成不可靠时，换言之，在涵摄之前，必须先插入一个媒介概念。
第一，目的论解释本身极为复杂，既有主观目的论解释，又有客观目的论解释，两者又各有变体。[xcix]同时，以中国法素材验证在语义空间内追加价值判断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还是一个未竟的课题。[xli]关于逻辑对于法学的意义，参见王洪：《法的不确定性与可推导性》，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1期。在范畴上，根据规范属于作用法而非组织法。
[xl] 不可推断命题的被证伪，让我们得以重新回到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xxxvii]参见前引[35]，雷磊文，第175页。
克服这些不连贯，必须从正面对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意味着立法先决性的缺失，或者说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有唯一正确答案进行探讨。那么，医师资格再度考试中考试委员会主席的Anwesenheit到底是哪种意义呢？从文脉来看，第一种意义可以排除，但第二种和第三种意义何者为正确无法判别。
[li]参见前引[43]，Koch书，第43页以下。[xxxvii]第三，凯尔森的不可推断命题混淆了规范的这两个面向。相应地，各个部门法学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分殊化倾向。价值概念是指那些与价值判断有关，即须评价的概念，如不可靠（unzuverla#776;ssig）、公共利益（#214;ffentliches Interesse）等。重要的是，这种价值导向思考，时至今日，看起来仍在德国行政法学中占据着通说地位。[lxxxix]所谓根据规范是指行政机关发动公权力所直接依据的那个行政法规范，即问题不确定法律概念所在的那个行政法规范。
基于这种经验性观察，凯尔森提出了框架理论（Rahmentheorie）：宪法与法律或法律与判决之间的，法律秩序上下位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规定（Bestimmung）或曰拘束关系。法理学汲取语言哲学、道德分析哲学的营养所展开的研究表明，价值导向思考所立足的唯一正确答案预设是一个不能证成的本体论虚构。
倾向概念则指那些其适用基准与对象的可直接观察属性无关，而与对象作为某种状况或试验的结果所出现的反应有关的概念，相当于行政法学传统上所说的预测概念（Prognosebegriff）。这两种价值在宪法上没有原则上的优先性。
一是，放弃了对临界案件识别基准的探求，而代之以对司法实践的描述和总结。[xxiv]［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雷磊：《逻辑推断抑或意志行为？——对凯尔森晚期规范理论中一个命题的批判》，载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130期（2012年）。[lxv]第二，阿列克西继承了科赫的语义学分析成果，[lxvi]但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更进一步地试图以一系列条件、标准或规则，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各种法律解释技术，程序性地为法律判断的正确性确保理性基础。在行政法学上，效果部分的可以规定通常与效果裁量相连接——但由于同法第23条第2款的存在，法律适用机关（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是否有效果裁量尚需商榷——，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意味有争议。[lii]这一思想源自卡尔纳普——价值陈述可以转化为经验主张，[liii]但更多地倚重于黑尔。
法律适用机关的解释是公定解释（authentische Interpretation），是法律创造最后，斯门德的作品之中也有力图力挽狂澜的殚精竭虑。
词典义之所以失效，全在于斯门德向Verfassung和Verfassungsrecht这两个词语灌注了新颖的实质意涵。将Verfassungsrecht翻译成宪律的错误最为明显，斯门德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显然指的不仅仅是成文宪法，也包括宪法习惯法。
正如斯门德自己在序言中所言：第二部分里的宪法理论的论述以精神科学和国家理论为基础，而非以法学理论为基础。斯门德在序言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国家理论、宪法理论和实在国家法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为本书的核心观点，[9]意在以之克服实证主义国家法学法（Staatsrechtlicher Positivismus）仅注重法学形式范畴的狭隘性。
因此，国家法学在观念除魅之外，还需要为聚合为国家寻找新的根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于客观法的体验完全取决于其个人拥有的可触摸、有形态的的实实在在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耶利内克的作为目的共同体的国家、卡尔#8226;施米特的决断主义均是不成功的应对方案。托马认为议会主义具有诸多工具理性优点，而在小党林立、行动能力丧失的魏玛议会实践中，面对着卡尔#8226;施米特针对议会主义所发表的类似死刑判决的观点，[37]这样的辩护显然是苍白的。
[4]在使用Verfassungsrecht的章节中，斯门德则将相应部分的标题命名为实在法上的结论。尽管斯门德只明确指出特奥多尔·李特的文化哲学是其认识论层面的依据，但他实际上也同时混合吸收了狄尔泰的生活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施普朗格的客观价值规律学说等诸多观念。
[26]此种学术成果较之先前的帝国公法学是一种知识上的进步，因为其不仅提供了现代国家的形式建构，同时也具有观念除魅的作用。[16] Vgl. Smend,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 4. Aufl., Berlin 2010, S. 277 f.. [17] Vgl. Smend, Staatsrechtliche Abhandlungen, 4. Aufl., Berlin 2010, S. 297 f.. [18] Vgl. Schmitt, Carl, Verfassungslehre, 8. Auflage, Berlin 1993, S. 273. [19] Vgl. Neumann, Theologie als staatsrechtswissenschaftliches Argument-Hans Kelsen und Carl Schmitt, Der Staat 2008, S. 174 f.. [20] Kelsen, Allgemeine Staatslehre, Berlin 1966, S. 44 f.; ders., Reine Rechtslehre, 1. Aufl., Wien 1934, S. 1 f., 12 f.. [21] Kelsen, Von Wesen und Wert der Demokratie, Tübingen 1920, S. 36. [22]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1. Aufl., Wien 1934, S. 90. [23] 德莱尔在一篇文章中揭示了凯尔森的法理论与民主理论之间的关联，其对于凯尔森于其中显示的错漏之处的批评以及凯尔森自身的观点修正显然都是趋向斯门德的，参见Dreier, kelsen„Jurist des Jahrhunderts，in: Heinrichs, Franzki, Schmalz, Stolleis(Hrsg.), Deutsche Juristen jüdischer Herkunft, München 1993, S. 705 f.。
然而，其所强调的法概念的纯粹性阻碍其全面、现实地介入具体现实国家生活，无法像整合理论那样既能够为具体问题提供实质判断依据，又能通过宪法教义学吸纳价值斗争的结果，使宪法本身成为多元社会价值共识的凝结核。[7] 参见【美】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